京师的学人【京师学人.24期】

京师的学人【京师学人.24期】





     2011年2月15日,北师大教授,史学家何兹全逝世。英东学术会堂被黑白幕布覆上沉痛庄重,居中遗照里,老人读书的神情投入、专注,沉静依旧。


   时光回溯,2010年4月18日陶大镛先生逝世、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辞世……不知不觉,我们已再难在身旁寻觅大师的踪影。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自以为坐拥无限知识信息,合眼细思,脑海中却是一片荒芜。文化繁荣,思想苍白,大师已死。

   我们的原意是呈现这个让人费解的时代和离开它的大师,探讨这个“后大师”的年头。然而,每增进一点对大师们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心头对“大师”的定义就愈发深重而无从概括。“大师”,这是一个何其宽广而深邃的概念,无论我们对这二字如何注解,都显得不知深浅而狂妄无知。随着采访和调查的深入,那些似乎遥不可及的学术泰斗们的形象,却渐渐鲜活起来。我们索性调整了主题,与其讨论,不如去呈现,学人们的不同面相。

   老摄影师的镜头、年轻学子的视线、学生对校史课的回应……不同角度下呈现出的多重品质又勾勒出最真实可感的大师风姿。于是,在缅怀和追忆里,每个人都重构了对大师的定义,关乎治学、关乎为人、关乎某种人生姿态。大约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吧。

   谨以此组文字,向远去的大师们致敬。




于回忆中思考


                                                  ——一门校史课的设立

                                                       本报记者:赵伟光


   英东楼417,这里是已故的教育史学家王炳照先生曾经的办公室,如今屋门的内侧仍然贴着王炳照先生的遗像和一朵素雅的白花。
   王先生的弟子周慧梅现在就在这一办公室工作。去年,刚刚从王先生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的周慧梅,开始用一种直接而质朴的方式来完成先生未完成的心愿——开设一门校史课。


一门有意思的校史课

   上个学期,周慧梅开办了公共选修课《北师大记忆与大学精神》,旨在介绍一些有趣的师大历史,还原大师们的真性情。“开设这个课最早是王炳照先生的创意”,2005年,王炳照先生担任《北师大百年校史》的主编,周慧梅作为他的助手也参与了编著,“先生不止一次说,等将来校史写完了,时间稍微空闲一点,就为那些有兴趣的本科生开设一门好玩的校史课,聊聊大学精神”。 周慧梅也觉得师大的学生需要了解一点这所学校的历史,师大的百年也是高等师范教育的一个缩影。


    王先生离世五个月后,周慧梅着手整理原先收集的千幅师大老照片,以全面翔实的校史资料为基础,开办了《北师大记忆与大学精神》这门公选课,借此完成老师的一个遗愿。“这门课没有任何体例和教材,国内的其他高校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在照片和校史资料的基础上,周慧梅的中国教育史专业背景让这门课的开设成为可能。


  “编正史的同时,也有很多野史,讲起来听起来很有意思,能反映大师们的真性情,这也算是我开设这门课的原因之一吧”,这些类似于野史的有趣故事也许不适合进入正式的校史中,但是往往很好地反映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

            

                (白寿彝先生,中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人帮时期开展的学生考教授评职称的运动中,历史学院的白寿彝先生只在卷子上写下名字,便转身拂袖而去。“白卷教授”这种小故事说明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启功先生参加活动时常受到恭维,他总是用自己幽默而智慧的方式回应。
  “下面欢迎启功先生给我们发表重要讲话……”
  “唉,我下面说的啊,其实就是胡说。因为我是满族,古代就被叫做胡人,所以我说的也就是胡说。”
     像这样关于老先生们的小故事总能在课堂上给学生以直观鲜活的感受。
   周慧梅觉得,了解校史的意义还在于让人的内心沉淀下来,因为现在很多问题在历史中早就出现。
  “了解一些师大的历史就不会随便张口说出‘首创’、‘第一’这些词了”,多一些历史的底蕴、多一些沉稳,就能少一些张狂,这也是师大一贯的性格。例如师范性与综合性的发展选择、师范生收费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展了讨论。”


读史的思考


    学习校史,很容易让人对原来那个大师辈出的老师大产生敬仰和向往。

    有学生在作业中发问:“何为大师?所谓大师,就是一个人死后五十年还有人印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老校长陈垣的话。那么什么叫大学?有大师者才能称之为大学吧”。

    “那是一个更容易出大师的时代吧”,周慧梅觉得,那时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同时又很多都能走出去接受外面的新思想洗礼,能够真正做到中西兼通,“那时候过来的很多数学系的老先生作诗词可能比现在很多中文系的老师还要好”。
    同时,自由而开放的学术氛围也是孕育大师的天然条件。

    在对校史以及我国高校教育史的学习和研究后,周慧梅更喜欢参照历史,思辨当今的教育状况。

    她认为现在的考核标准很难给一个人机会,沉淀下来,好几年磨一个“东西”,即使职称评选调整后,以“代表作”制取代原来的数量为证,仍然存在问题。“目前整个高校体系都是注重大学的科研成绩。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放在课的时间上多了,放在科研上的时间自然就少些”,她理想中的体系是能够给与老师更大的自由,让老师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沉下心来做事。
    “与原先相比,现在的评价体系影响了老师的心态变化”,周慧梅告诉我们在很多朋友和同事眼中,她开办这门公选课就是不务正业。“在我的考评体系中,这门课不能在我的专业发展上给我带来现实的成绩”,别人看到她满是珍贵老照片和史料的课件时,最先发出的感叹总是:“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啊?”



        
                                                           (启功先生在写字)


一个时代对一个时代的致敬


    这门课的开设,不仅让学生了解过去的师大风貌,也给学生提供了与一些老学者交流的机会,得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师大的师承情感。在开课之初,周慧梅就留下了结课作业,要求学生访谈各个系的老师写一篇文章。最后,一本由学生结课作业编集成的《师大记忆与大学精神》诞生,以向师大的历史和大师们致敬。


    “我认为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师,是师大精神的象征,一个在学习上事业上孜孜不倦的人、一个在生活上时常能找到乐趣的人,一个谦虚恭谨而又不失知识分子傲骨的人,一个常怀感恩之心,心底柔软的人,一个耿直率真的人”,年轻学生的这段文字告知着,当以另一种角度了解前辈,亦可感距离我们甚远的大家们骨子里的平民情结、凡人性情。


    文革期间白寿彝先生拒绝按要求改动关于秦始皇的史学文章。“白先生那个时候已经被分派去打扫厕所,先生听完后很生气,转身就把自己文章扔到了垃圾堆里,意思就是我不发表了”,尽显先生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坚持原则的骨气。


    老校长王梓坤希望师大学子们具备四个条件:“强烈的追求;浓厚的兴趣;长期的奋斗;高尚的人品”。


    很多学生透过完成这项作业,还和一些老先生交上了朋友。“很多老先生经过了历史的沉淀,看东西的视角就不一样了,能给学生很多思考,让学生有对学校的精神有些感悟”,周慧梅还告诉我们,数科院的王世强老先生还时常在网上给采访他的学生发一些自己创作的打油诗,并戏称自己为“王打油”,这些可能更是课程所带给学生的额外收获。

    物理系06级学生史劲是编辑结课作业的志愿者之一,他在编写后记中写道:近年来,众多与大学有关的热点事件引发了对大学精神的持续关注和激烈讨论,个人以为,这门课的目的也并非为着赶一个时髦、凑一个热闹:作为教师,为着自己的兴趣开一门“有趣的课”,作为学生,收获母校的历史、窥探大学精神的滥觞和波澜;我想,这门课便达到了它最初的目的。




   





[ 本帖最后由 京师学人报 于 2011-4-10 10: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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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人精神

                                                                                    文/刘  幸



                                 

                   聂石樵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一天陪聂石樵先生散步,迎面走来曹文翰先生说主楼里正置办大展,其中照片多有出其手者,盼聂先生闲了便去看看。聂先生一面答应,一面送走了风风火火的曹先生。我只当聂先生随口奉应,却不想先生回过头来就跟我说:“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主楼里十余列展板布开了阵,历数师大一百余年间的风云变迁。聂先生一路看,一路随口说说自己熟稔于心的陈旧故事,多是图下注文写不进去的。侍侧于聂先生这样的“老辅仁”,我一路听来的怕是曹先生再精美的照片也描摹不得。《死亡诗社》里罗宾威廉斯领着一群后生体味黑白相片里涌动的呼吸声,其间情致,庶几近之。


    陪步聂先生并不是件轻松事。先生步子挪得极缓,并非老来身体不便,而是先生对每一张图片下的文字都会一字一字轻轻念过才算是看毕这张照片,方肯挪向下一张展板。我于一侧,清清楚楚听过了一个个字词才能听来先生一二吉光片羽的批注。个别字句排印得太低,目力不济的聂先生哪怕躬下身,仍要读完。


    聂先生专心读字的时候,我静候在旁。看他略开双腿,双手着膝,聚精前倾,读得一丝不苟,尤其清癯的背脊骨撑起一身朴素的中山装,花白的头发在四季厅暖融融的夕照中晶莹透亮,我竟有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突然明白我们这一代人和他们那一代人对于文字的体认有着如此殊异。


    我们常常自得于这个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自小涵泳于海量信息的我们自信足以超过那些整日捏着笔头抄抄写写的钱钟书们。然而,历史的诡辩却叫我们由此丧失了对文字的敬与惜。《淮南子》载仓颉造字时,“天雨粟,夜鬼哭”,在我看来便是因为人类藉此可以将辛苦得来的世间奥秘如火种般代代承传,文明才由此发轫。这和那只在西方震怒了上帝的智慧果何尝不是一个道理。民间俗语所谓“敬惜字纸”,正是因为知识流布不易,方才格外珍视。虽只是展板上的文字,聂先生犹能如此郑重,推诸其余,可以想见。倘若再推而广之,聂先生对那些更像随口寒暄的承诺也未曾含糊,这份敬人的秉性该有不少也是从惜物的态度中得来的。师大有位刘盼遂先生,当年的清华国学院一甲,却不幸横死在1966年。刘先生所有珍藏的古籍零落殆尽,更别论那些未及付梓的文稿。刘先生早年为聂先生授过课,因此聂先生目刘先生为师尊。为尽弟子之礼数,或许更是感念刘先生一生淡泊实在不该如此下场,聂先生“文革”后便用心于刘先生遗稿的搜集整理,彼时教务繁重,杂事缠身,聂先生只能以零星的业余时间孜孜不辍地补编。这一编,就是二十多年,其间辛苦芜杂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直至2002年师大百年校庆,《刘盼遂文集》终于得以收录进“师大教授文库”,刊布于世,隔刘先生离世,已然近半个世纪了。事成之后,聂先生将稿费全数转交给了刘师的后人。

    自那以后,我时时重读聂先生以一己之力写成的自先秦到唐代的整套三大部文学史。聂先生坚持用繁体字排印,以文言串讲,秉承敬畏前人、最大程度忠实于历史本来面目的精神。聂先生曾对我说,他这一套书最大的果敢,就在于以文体而非作家为纲目,将作家重新置于文体的范畴内考量,而不是如时下流行的编纂体例,常常拎出李白杜甫白居易单独成章,仿佛他们都是一空依傍自铸伟词的好手,实则只有依循文体的演进脉络,才能知晓这些诗人究竟轩翥哪家之后,奋飞何人之前。后来读《启功口述自传》,方才知道时下的这种做法全然是一时粗暴的选择,流布太广竟致恶紫夺朱;再后来通览一遍《文心雕龙》,更知道从《明诗篇》以至《书记篇》,体例分明才是中国传统之正途。聂先生,不过是坚持了他们那辈人所以为的常识罢了。当然,聂先生以一己之坚持来写书,注定是不能像时下的同类著述那般流行,这仿佛一个刀客在夕阳中回望一队枪炮列阵,无声却壮烈。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我以为,这已然是一个学人在人世间可望而难以及的境界了。能不能有一己的敬畏,能不能有一己的坚持,大概就是考量我们这辈人能否承传前一辈学者从苦难中积聚出来的智慧的最后一关。当年陈寅恪先生敢以壮烈的文字成就这份境界,后世自然瞩目;聂石樵先生这样默然而温和地站出的姿态,同样值得尊敬。

[ 本帖最后由 京师学人报 于 2011-4-2 15: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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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曹的胶片往事


                                                              本报记者:杜雪静 屈丽玮


                                 

                                   (曹文瀚年轻时)       (现在的老曹)



       档案馆三楼的资料室里,曹文瀚翻看着黑白旧照片,一边指导帮忙的学生写照片说明。午后的阳光洒进,他嘟囔着老一辈师大人的名字,年轻的学生一脸茫然,无从下笔。
      老曹今年七十五岁,从宣传部卸下摄影师职务已十五年余,仍然不时奔走在师大各大活动会场,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他个子很高,走起路来总是步速很快,风风火火。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的图片展正在筹备,熟知师大历史的老曹又被请“出山”,人事变迁,很多细节只有老曹才能辨认。从1956年开始,他在铁狮子坟的这方校园里拍摄了数万张照片,记录下北师大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镜中世界


      1953年老曹刚来北师大时,只有17岁。校区刚落成不到一年,四周的城墙没有拆毕,教八楼也没封顶,偏僻处还不时出没兔子、蛇等野生动物。


       他先在图书馆工作,后来到总务处抄写过档案,还在电教科放过电影。当时的操场和北饭厅(后来的科文厅)经常放电影,老曹骑车到附近电影公司租片子,一次要带回很多片子。天文系创立后他一边学习天文知识,一边教学生认星、摄影,自此开始长期接触摄影。1958年到1960年,老曹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系统学习摄影,同时在学校开设摄影课。后来他进入宣传部,一干摄影就是几十年。
       老曹所受的正规教育只到高小,工作时他常为自己没上过中学而担忧。启功先生便耐心教导:系统的学是另一回事,你从工作中学习,也有意义。这样的话学的东西更扎实,等于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启功先生只有小学学历,因为陈垣的举荐,得以在辅仁取得教席。几句话给了老曹信心,他一直铭记到现在。
      没有网络的年代,校园里的橱窗是最前沿的宣传平台,老曹包揽了所有橱窗的照片展出任务,往往是活动结束不到半天,老曹的照片就能在橱窗展出。因为爱人在实验小学工作繁忙,照顾孩子的任务就落在老曹身上,孩子小时老曹就常带着他去拍照。前面是老曹举着照相机,后面是孩子揪着他的衣角小步快跑,父子两一起无畏地穿行各大会场。
       那是个想法纯粹的时代,老曹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没回过河北老家,就连父母去世时也未能赶回去看一眼。村里边的干部都说他比中央领导还忙。当时说实在也是年轻,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最近一旦想起这事就特痛苦,提到这些,古稀老人很遗憾。我是以师大为家,老曹说自己是吃师大的饭长大,不管在哪听到师大的名字都感到自豪。
       百年校庆时,老曹又被请回来摄影,有人说他就是师大的活字典。五十多年的摄影经历,让他对这所学校有太多说不清的感情。他非常后悔没有及时拍下师大标志性的铁狮子,大跃进时高大精美的铁狮子被砸了炼钢铁。文革时他目睹了很多教师、教授受到批斗和打击,有些人挺了过来,有些人却把生命永远留在那个年代。那时,他就意识到要把师大有意义的东西记录下来。
      老摄影师也感动于自己拍下的珍贵镜头,他拜访黄药眠夫妇,碰上钟敬文夫妇来访,就提议四人一起拍照留念。于是就有了两个学界泰斗、两对伉俪的珍贵合影。多年后,透过这张黑白照片,依然可以想象那天屋里的温暖阳光和四个老人的愉悦心情。
      他到汪堃仁先生家,钟敬文先生、周廷儒先生也在,三个学者凑头在看汪先生的论文,他拿起相机,咔嚓定格下这个镜头。
      八九十年代是北师大大师济济的时代。单是在小红楼住宅群,2号楼住着何兹全、钟敬文,3号楼住着陶大镛,6号楼住着启功,当时白寿彝住的工4楼被称为教授楼,敲开一扇门,门后都是一个满腹学识的学者。
      结婚后,老曹一家也在小红楼住过一段时间。他喜欢为老先生们拍照,拍好了自费把照片洗出来装帧好送给他们。很多先生也为他题词或赠送作品留作纪念,郭预衡先生就曾拟诗,云雾高堂工造影,偶遇学人也写真
      他对师大的一草一木感情很深,33年来喂养生物园的野猫不曾间断。与他一起走在校园里,他会告诉你这个纪念碑那个亭子的来历,也会真性情地批评他不满意的校园规划,不时停下来和路遇的不同年龄段的师生教工打招呼。
      路过汪堃仁先生的雕像,他说那个雕像是他提议建的,不远处又是周廷儒先生的雕像,他又说起文革时给周先生送胡子刀的故事。于是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时空错置感,耳边是只言片语的断裂描述,在脑子里却能构想一番故人的风华时代。



                           


(钟敬文先生,民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偶遇学人也写真



      前不久,何兹全先生的追悼会上,面对着遗像上的何老,老曹边拍照边抹眼泪。他说,想起了没有给料理后事的父母。
      老曹为老先生们拍照,一来二往,也和他们熟识起来。由于父母去世早,他把大师们当作自己的长辈看待。
      他对启功先生最熟悉,总说启先生乐观、随和。我一拍照他就老逗我装胶卷了吗,有时候边拍照片他还边在说话,不看镜头。老曹摄影三十周年时,启先生为他题了一首诗:美好生活,秀丽山河,镜中世界,画上笙歌。老爷子边说话边写字,写完后一读才发觉有点不对劲。 “‘哎!怎么落了个字。后来就在旁边一勾,填了个小小的字。他还说毛主席经常有这个情况,填上更真实。我一听他把毛主席都端出来了,就不好意思让他重写了
      启先生的书法闻名天下,总是有人上门求字。一次某单位请启先生题字,为表谢意送来一个大花瓶。启先生就抱着大花瓶,问老曹要往里放什么,想了一会,结果他来了一句要不插个狗尾巴花吧’”。为了不被干扰,能在家里安静看书,启先生经常在自家门口写上熊猫不在家“‘熊猫是他自己起的,可能他感觉自己像熊猫似的,所以就说熊猫不在家,大概是想起了老爷子憨厚可爱的样子,老曹边说边呵呵地笑出来。
      通常启先生是有求必应的。他对人对学生都客气、尊重。老曹说,启先生见人时习惯双手合十,弯腰给人拜拜。因为书法闻名,市面上流行着落他名字的赝品。如果别人拿着字让他鉴定,启先生说比我写得好,就表明字是假的。但他从不追究赝品,我也得给别人一碗饭吃呀
      老曹特别崇敬启先生,一方面因为自己喜欢书法,另一方面就是佩服先生的为人。启先生对陈垣老校长的知遇之恩一直记在心里。在陈垣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启先生跪在地上,用抹布恭恭敬敬地写上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00周年。一个字有一个办公桌那么大,这份对恩师的尊敬之情也让在一旁的老曹感动不已。
     

(何兹全先生,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老曹经常回忆同钟敬文先生和何兹全先生做邻居的日子。钟先生一辈子爱书,总是有看不完的书,就像埋在了书堆里面,晚上看书都要看到很晚。何先生也一样,何先生当时住在一层,那间屋子比较阴暗,但何先生从没对学校提出过要求。他觉得只要有读书、写作的地方就满足了。交往中,何先生还常在言语间劝诫老曹要多读些书。
      钟先生为人有几个原则,遇事不争”——对待遇、工资、出国、职称等不强做争取;与人为善”——不管是谁遇到什么事了,他都认真解答;一辈子读书,据说钟先生的书堆是不能动的,一动他就找不着书了;钟先生还很注意坚持锻炼,经常夹着个拐棍就出去了,自己在校园里溜达。这在当时也是师大一景了。那么大岁数了早上起来去锻炼当时中文系在八楼,有一次电梯坏了,钟先生照样爬楼去上课,令人感动。钟先生不挑食,红烧肉能吃一大碗
      钟先生逝世时享年99岁,虽然已是高寿,但未满百岁还是令老曹遗憾。老曹原有个计划:生物系的枣林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原来我想照钟先生,百岁老人百年枣林。结果没能实现。后来何先生百岁生日前,我就把何先生请过去了,照了两张。我都给洗了很大的片子放在家里边了,也算实现我的愿望了。当时我给何先生拍完照片后我就握着他的手:您打破师大的记录啦,我在这小楼里住了不少年。这小楼是个出高寿的,我得借你们的灵气!他当时乐呵呵地回我说:你得超过我!’”
       一年多后,何先生也因病过世。老曹记得何先生病重时还送给他一本自己的著作,当时他还要给我签名,结果手都已经握不住笔了。最后就让保姆攥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写着,给我签了一个
      收集教授们的著作也是老曹的一个计划。他说看这些书,不仅能够体会老先生们凝聚其中的心血,也能让他回忆起这些老人。老曹的家中就摆着历史系另一位大师白寿彝先生的一套《中国通史》。这套1222册的巨著是白先生去世前专门叮嘱要送他一套的。老曹说:作为主编他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丝不苟。眼睛不好就用放大镜,一看就看到半夜,根本不休息,导致后来白内障挺厉害的。因为白先生是回族人,老曹的爱人也是回民,这层关系让他和白先生走得更近,白先生曾对老曹说,你帮我多拍些照片,以后会有用
      陶大镛先生去世时,他给陶家送去了拍过的陶大镛先生的照片集子,陶先生的老伴说从没有见过,老曹不禁遗憾没有早点给先生送去。
      启功先生、陶大镛先生、郭预衡先生、何兹全先生相继去世,让老曹感慨万千。由于要整理照片,最近老曹也经常翻出老先生们的照片来看。他总挂在嘴边,老先生们不能活得更长,因为老伴早先去世,否则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寿命也会延长。他想起陶大镛先生生前说过一句话:我们这些老家伙在这坐着就是师大的名片,对外面有影响。几年间大师陆续辞世,老曹说:我感觉师大就像塌了一块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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